就業是民生之本。從今年前兩個月的情況來看，我國就業形勢總體平穩，各地招聘市場景氣回暖。同時也要看到，今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158萬人，招工難和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落實落細就業優先政策，把促進青年特別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緩解結構性矛盾，積極推動實現青年高質量充分就業，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
高質量充分就業需要從就業數量、結構和質量三方面進行觀察和思考。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下降，由人口變化導致的勞動力供給下降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總量壓力。而且，如果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工作搜尋期為4周而非12周的定義，我國當前的失業率是被高估了的。相比之下，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就業質量和結構。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強調“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有賴于增加工作機會和提高勞動者收入，并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以及增加工作的穩定性等。結構性矛盾一直是困擾我國就業市場的突出問題，其主要表現為就業難和招工難并存。伴隨經濟結構調整，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導致的勞動力需求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而供給端的變化則相對緩慢。人才培養機構對外部的反應不夠及時，辦學方向、專業設置、課程內容、技能習得等調整和改革相對滯后，職業供求之間差距進一步拉大。目前，就業市場上存在著三方面不匹配：一是教育不匹配。不少崗位并非需要高學歷人才。二是知識不匹配。產業結構變化和數字經濟發展迅速，求職者所學知識并非相應職業所需知識。三是技能不匹配。在服務業化和數字化占比越來越大的今天，獲得高績效的人員除了必須具備閱讀、寫作、計算、聽、說、計算機應用等“硬技能”之外，溝通、交流、分析、組織、團隊協作、創新、責任心、成就動機、服務意識、自信力、承受壓力、全局意識、職業道德等“軟技能”重要性日益上升。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影響，大學生不愿進工廠和不樂意做服務類性質工作使得結構性矛盾進一步突出。為緩解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矛盾，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我們需要多措并舉。
首先，要改善人才培養結構，提升勞動者的就業能力。目前相當多高校培養的畢業生偏重理論與概念，由知識傳授到能力導向的教育改革是關鍵。的確，大學生就業難與擴招有一定關系，但調查也顯示，這更多是個體的就業能力和就業觀念所導致的。隨著經濟和社會發展，人的一生越來越不可能只做一種職業，無邊界職業成為一種發展趨勢。橫向看，有些專業劃分過細，難以及時對外界變化作出調整�？v向看，人才培養的區分度不夠，本科、碩士和博士需要具有明確的區分度。有的專業甚至可以考慮不設本科，比如，美國的醫學院、法學院等就不招本科生。
15年前，我曾在意大利都靈大學管理學院旁聽過一節營銷課。當時的摩托羅拉有一款傻瓜手機，課堂上的5名學生輪流在課堂上展示對這款手機的營銷方案，老師當場點評。而老師則是摩托羅拉都靈地區的銷售總監。之前國內曾有過“文科無用論”的聲音，其實不是文科無用，而是相應的教育需要改革和完善。高校應建立各個專業的知識地圖與能力清單，開展需求分析，研究培養標準和職業發展規律，科學構建素質模型。無論學生最后的去向是就業還是升學，學校都應從工作崗位需求出發，明確知識和能力要求，并由此實現因材施教。
其次，要完善人才評價體系，強化對勞動市場技能人才的激勵。要從思想上有正確認識，即人才評價是一項需要巨大投入的工作。要建立科學的職位體系、明確的工作職責，完整界定知識、經驗、能力和個性等要求。比如，對于不同性質的教師來說，需要進行分類評價：研究型大學要開展科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當然應聘者應有博士學位；而教學型大學則主要致力于人才培養，不需要把論文發表視為必備任務，應聘者不必具有博士學位，但應關注其知識傳授、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實踐工作經驗等。為此，要建立專業化的人才管理隊伍，并能夠對人才戰略頂層設計提供技術支撐。還應重視職業指導隊伍專業化建設。中學、高校乃至社會的人才中介服務機構，都需要有專業化的職業指導人才，一方面幫助求職者樹立正確的職業成功觀，合理調整就業預期；另一方面，協助其選擇適合其個人特點的專業和職業，避免擇業時出現人力資本投資的失誤。
再次，要堅決破除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一些單位招聘提出“要男性不要女性，35歲以下，碩士學歷以上”，甚至連身高、出生地等與個人能力或績效無關的要求，有時都成為一些工作崗位招聘的門檻。這類因年齡、性別、學歷等造成就業市場的歧視性行為向社會發出錯誤的用人信號。政府應加強勞動市場規制，盡快出臺“反就業歧視條例”。盡管就業促進法專列了公平就業內容，但在執行上仍有一些模糊地帶。例如，歧視內涵沒有明確規定，就業市場上一些突出的招聘歧視行為未被納入其中，由此導致識別和判定歧視缺乏依據，難以有效執行。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或基層勞動仲裁法院依據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和《勞動保障監察條例》，均以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系為前提，招聘過程中出現的就業歧視并未給出明確規定，無論立法或司法仍是空白。
最后，要支持和規范平臺經濟，推動建立高質量的新經濟、新業態和新就業。目前我國的新就業主要集中于包括快遞、外賣、出行在內的“輪子經濟”和游戲、電競、直播、文學等數字文化產業。新就業形態具有靈活多樣、流動性強、去組織化和去勞動關系化等特點。而新經濟和新業態中的靈活就業的社保參保比例較低。為此，政府應出臺“平臺企業就業管理條例”，以頂層文件規范平臺企業對靈活就業人員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以及所應提供的權益保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