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升級為時尚早

　　從2008年年初開始，中國的廣東省就帶頭調整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但是隨后而來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得華南地區大批出口加工型企業關門停產。2009年春節前，中國國家統計局特別派出了調查分隊對幾個農民工輸出大省調研，推算出兩千萬農民工失業。調整提高最低工資也就鮮有媒體提及。2010年春節前后，形勢出現“大逆轉”，很多華南地區的工廠接了單，重開了廠，但是卻雇不到人，于是“勞工荒”又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調整提高最低工資又重新被提起，一直到今年6月，富士康、本田最終以加薪暫時解決了各自的問題后，“加薪”就成了“萬能藥”，“萬金油”，誰用誰好使。
　　
　　 6月初，中國發改委開會，表示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隨后有14個沿海省市調高了最低工資，平均幅度在10%以上，有的省份調整幅度超過了20%，很多從7月1日就開始施行。
　　
　　 為調整提高最低工資找“合理”理由的大有人在，支持的人大都認為“‘劉易斯拐點'來到，加薪順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加薪可以‘倒推'產業升級，有助于提高居民的整體收入從而擴大內需。”
　　
　　 這個邏輯很荒謬。
　　
　　 人為加薪不會“倒推”產業升級
　　
　　 在自由競爭市場，工資由什么決定？是政府官員一拍腦門子就給個數么？肯定不是。是老板想怎么剝削就怎么剝削？也不是。雖然就整個中國而言，壟斷和政府調控的企業常見，但單以華南制造業來說，競爭是自由和激烈的。在這個自由競爭市場中，工人的工資是由工人的邊際生產力決定的。
　　
　　 既然是這樣，加薪不加薪就應該由市場調節，政府立法加薪是好心辦壞事。如果工人的邊際生產力不提高，人為加薪的結果就是這些邊際生產力達不到工資水平的工人失業，工廠關門而不是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和加薪誰因誰果，誰先誰后，不能憑空想象。
　　
　　 產業升級不適合中國現狀
　　
　　 一說到產業升級，大家想到的就是引入高科技，做高勞動力附加值產品和行業，做名牌。但是什么是高勞動力附加值行業？基本上高勞動力附加值行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產業，須要大量的前期投入或營運資本,很多高勞動力附加值行業也不一定盈利。例如做名牌，所需的推廣和維持品牌的成本遠高于一般人的想像。即便是名牌老大LVMH的2009凈營運利潤率(netoperatingmargin)也不過是11.6%，而Hermes是15.8%，比中國制造業的高一些。但這都是百年老店，經歷磨難，淘汰了萬千對手，才有今天的成就。如果計算打造品牌的成本，那就更沒有什么錢可以賺了。半導體被認為是高勞動力附加值行業，但它的競爭更是激烈，連年虧損并不少見。同樣被認為是勞動力附加值行業的科技類消費產品，也不見得很好，比如索尼的凈營運利潤率只有0.18%。
　　
　　 中小企業需要資金擴大生產或者引進技術是對的，但是首先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是錢從哪里來？從銀行貸款，要不就要抵押，要不就要擔保，中小企業廠房是租來的，怎么抵押？又不能像大企業那樣互相擔保。到地下錢莊貸款，利息要20%，小企業怎么負擔？相反，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這對“夫妻”錢都是共有的，放在哪個兜里不是花啊。國企錢多得花不完，私營小企業貸點兒款特別難，就是中國企業生存的現狀。
　　
　　 　　現有情況下，如果政府非要搞產業升級，做高勞動力附加值產品，做資本密集型產業，那只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政府要發展什么行業就給什么行業撥款，這不利于經濟發展而且還會滋養“權力尋租”的土壤。讓最熟悉市場的人做決定才是正確的選擇，而離市場最近、最熟悉市場的人，就是中小企業的老板們。
　　
　　 另外，企業引進技術，就需要有高素質的勞動力來運用技術生產，但是目前中國農民工基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要想組織培訓，提高素質，不是一天兩天能完成的，而且培訓還是需要資金，企業解決起來不容易。
　　
　　 “勞工荒”并不能代表中國勞動力的現狀
　　
　　 還有人認為加薪是必然趨勢，因為中國已經沒有人口紅利，年輕農村勞動力人數在不斷減少。
　　
　　 的確，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是在老齡化，45.7%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年齡在41歲以上，而年齡在15－24歲的年輕農村勞動力的增長放緩。但即使年輕農村勞動力的增長在放緩，總體供給數量還是要高于十年前。
　　
　　 而且這也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一點兒都不缺少農村勞動力。從中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來看，中國有大約5.3億的農村勞動力，其中有70.8%從事第一產業，而貢獻的GDP只占總GDP的11%，這也就決定了農村人口收入只是城市人口收入的三分之一。24%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半數以上是從事第二產業。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中國區域經濟金融運行報告》，2009年外出務工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為1,714元，而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的月平均收入是1,080元。
　　
　　 勞動力為什么都“窩”在農村？很多有了家庭的農民工，寧愿留在家鄉過清苦生活，也不愿意舉家搬遷，因為如果舉家搬遷，他們要考慮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戶口沒法解決，子女上學就是個問題，全家也沒有社會、醫療保障，成本太高。
　　
　　 所以，中國缺的是保障農村勞動力家庭移動的制度。只有健全制度，讓農村勞動力流動起來，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市場“活”起來才能解決問題
　　
　　 中國不應該放棄傳統產業。不能像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司于司長說的那樣，“那些靠低層次，粗放型的，僅靠外包，靠勞務費過日子的企業，生產一雙鞋賺十美分的，該轉移就轉移吧。”中國還有5億農民等著進城、就業，就算是全世界的鞋子和拉鏈都到中國生產，數量也不多。原料加工有什么不好？解決就業，創造利潤，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靠的就是這些私營企業。從實際情況出發，中國目前還不能轉向高附加值、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產業，還要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要發展方向。
　　
　　 如果中國真的發展高勞動力附加值行業，那么在這些行業找到工作的工人和得到政府發展相關行業補貼的商人會有錢賺，但是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47%，城鄉貧富懸殊，這種只讓一小撮人獲利的政策是否有助于建立和諧社會呢？
　　
　　 更重要的是，引用北大姚洋教授的研究，要擴大內需，中國必須要城市化，減少農村人口。解決這些新來城市的人口的就業問題，就是經濟改革的重點。在中國還有大量待就業人口、資金又不多的情況下，扭曲市場來發展所謂的高勞動力附加值工業，實在令人費解。
　　
　　 相信市場調節的力量，不搞法定加薪，并不是說政府不能插手。政府應該把力量用在該用的地方。隨著中國農村勞動力年齡的增加，政府應該實施配套政策，讓農村家庭勞動力市場“活”起來，讓農民工在消除兒女教育、社會、醫療保障等后顧之憂的前提下自愿舉家搬遷，除此之外，政府還應該從政策上扶植中小企業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小銀行，在資金上支持中小企業。而把所有資金都給大型銀行、然后再貸給國有企業的做法，并非創造就業和平衡經濟增長的好方法。
　　
　　
　　 （注：作者王澤基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